日知錄 - 07

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
有改而致烦，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
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
不失其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宜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
宜如所奏。’”
○大斗大两
《汉书•贷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
是汉时己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
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
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为
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
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
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
矣。
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钟律及铸浑仪，求秦汉以来度量，计六斗当
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称三斤当今十三两。”是宋时权量又大于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
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是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
○汉禄言石
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钟，各自其四，以
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庾。”《孟子》：“养弟子以万钟。”皆
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
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
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续汉•百官志》
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尝
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
此。不知秦时所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钟”，“县石铸钟ね”，
“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谷长石斗”，《淳于髡传》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尔。
叶梦得《岩下放言》：“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
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赋禄，
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
从其取之醇ㄤ。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ㄤ者，多至于十五
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
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至于面言斛石，
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
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锤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
有。
《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变“皮”言“石”，亦
互文也。凡细而轻者则以皮计，粗而重者则以石计。
○以钱代铢
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汉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
斤廿铢”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两，而有“钱”之名。此字本是借用
“钱币”之钱，非数家之正名，簿领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书》：
“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径八分，重二铢四萦。”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
之中。所谓二铢四萦者，今一钱之重也。后人以其繁而难晓，故代以钱字。
度量皆以十起数，惟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
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人改铢为钱，而自两以上则萦百、萦千以至于
万，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矣。汉制，钱言铢，金言斤，其名近古。
《宋史•律历志》：大宗淳化三年三月，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义，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
系权衡之定式。如闻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
著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太府寺旧铜式，自一
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藏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或自钱始，则
伤于重。”遂寻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
其法盖取《汉志》子谷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就成二术。因度尺
而求牦，自积黍而取萦以牦、萦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
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
初毫星准半钱，至梢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牦；中毫至梢一钱，析成十
分，分列十牦；末毫至梢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牦。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
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铢，
下别出一星，星等五萦中毫至梢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二萦。末毫至
梢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萦。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
四萦，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绩黍为准，然
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厘、黍、萦、铢，各定一钱之则。
毫则百，牦则十。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黍以二千四百杖为一两，萦以二百
四十，铢以二十四，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
为五分，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牦，则每牦计二黍十分黍之四，每
四毫一线六忽有差为一黍，则牦、萦之数极矣。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
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萦，二铢四萦为钱，二萦四黍为分，
一萦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牦二毫五丝，则黍萦之数成矣。先
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输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
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
所措，中外以为便。是则今日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皆始于宋初所谓新制者也。
○十分为钱
古时分乃度之名，非权之名。《说文》：“寸，十分也。”《隋书•律历志》
引《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
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
为毫，十毫为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历志》：“本起黄钟之长，以子
谷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此
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艹票}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
铢，十二铢而当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
石。”此则权之名。然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则小于今之为分者多
矣。
陶隐居《名医别录》曰：“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
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
钱半也。”此又以二钱半为分，则随人所命而无定名也。
○黄金
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
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
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
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区，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
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
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
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
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
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
方黄铁，莫有见者。颍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
“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至有百。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
《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
乃赎铜。”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
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
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
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
云：“洪武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
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
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
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
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
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
过乎物之故与？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投
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
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是金价亦四五倍于银也。《元史》：“至大银钞
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
《史记•平准书》：“一黄金一斤。”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
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秦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
《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
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
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
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
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
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
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
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
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
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
甍ㄆ栾楹，全以金饰，所费钜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
“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
“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
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此皆耗金之由也。
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
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
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熔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银
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
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
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
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
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
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
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
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
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
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
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
私同见钱用。”又：“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
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
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
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
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至正统三年，以
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
复开福建、浙江银场，乃仓米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
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
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
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
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
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
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
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但差来者，将各官
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
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
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
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
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
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
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氵荧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
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
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
从所请，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
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
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
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
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
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庾免陈红之患，诚一时之便计也。
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旱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
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
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
《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
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
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
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仓无见
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
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
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
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
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
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
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
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谷也。”又曰：“赋口
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此则以
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用
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
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
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
舍所有鸸赠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
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
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
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
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
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
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
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
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
不成。臣尝反覆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
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
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
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
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
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
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
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
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
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
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
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
出。今乃使农人贱卖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
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
当，谓之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
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
钱荒。”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
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
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
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
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
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
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
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
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
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
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
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
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
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
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
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
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
钱也；粮，粮也。亦乌有所谓银哉？且天地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
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
布帛丝纩，而民便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
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是诸税悉收、帛、细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
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右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
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
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监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
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
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吴倚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
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
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
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
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
厌其贪忄林，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代
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
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这数，
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
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
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十七
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
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
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
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
也，势使之然也。又闻长者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
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
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
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有重
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
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殚于
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
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
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这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
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
唐宋之时；河朔这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



○五铢钱
今世所传五铢钱，皆云汉物，非也。南北朝皆铸五铢钱，《魏书》言：“武
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
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
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民间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重不五铢，或虽重
五铢而多杂铅错，并不听用。然竟未施行。”《隋书》：“高祖既受周禅，以天
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
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
钱币始台，百姓便之。”是则改币之议，始于齐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
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两是六十六两，每一枚当重六分六厘，今五铢钱
正符此数，不知汉制如何。
古钱惟五铢及开元通宝最多。五铢，隋开皇元年铸；开元，唐武德四年铸。
○开元钱
自宋以后，皆先有年号，而后有钱文。唐之开元，则先有钱文而后有年号。
《旧唐书•食货志》曰：“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萦，积
十钱重一两。”又曰：“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
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
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马永卿曰：“开元通宝，盖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
洛、并、幽、桂等处皆置监，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纪号偶相合耳。”
《旧唐书》：“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铸乾封泉宝钱。二年正月，罢乾
封钱，复行开元通宝钱。”
○钱法之变
《太祖实录》：“岁辛丑二月，置宝元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
之钱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铸之钱最为精工。隆庆、万历加重半铢，而前代之
钱通行不废。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体
皆备，间有一二唐钱。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
古钱不用。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二局只为奸蠹之窟。故
尝论古来之钱凡两大变：隋时尽销古钱，一大变；天启以来，一大变也。昔时钱
法之弊，至于鹅眼、纟延环之类，无代不有。然历代之钱尚存，旬日之间便可澄
汰。今则旧钱已尽，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难遍，欲一市价而裕民财，
其必用开皇之法乎？
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
考之于史，魏熙平初，尚收令任城王澄上言：“请下诸州方镇，其太和及新铸五
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诏杂用古今钱。
《宋史》言：“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则断新钱，
专用古钱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以宋大观钱一当五用矣。昔之贵古钱如此。
近年听炉头之说，官吏、工徒无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钱销尽，新钱愈杂。地既爱
宝，火常克金，遂有乏铜之患。自非如隋文别铸五铢，尽变天下之钱，古制不可
得而复矣。
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改命，而不得变古。后之人主不知此义，而以
年号铸之钱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为胜国之物而销毁之，自钱文之有年号始也。
尝考之于史，年号之兴，皆自季世。宋考武帝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
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考建”。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
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铸钱，文曰“太和”、“五铢”。孝庄
帝永安二年，更铸永安五铢。此非永世流通之术，而高道穆乃以为：“论今据古，
宜载年号。”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陕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猾乘此
以欺愚人，窘行旅。《盐铁论》言：“币数变而民滋伪。”亮哉，斯言矣！
○铜
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
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
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
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
十二，即铜人也。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
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
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
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
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
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
斤。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蜀，仅铸铁钱。
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
○铜
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
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
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
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
十二，即铜人也。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
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年甚一年，
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
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
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
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自此
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属，仅铸铁钱。而见存于
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
唐开元中，刘秩上议曰：“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
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
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文宗御紫宸殿，谓宰臣曰：“物轻钱
重，如何？”杨嗣复对以当禁铜器。考禁铜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
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卖铜铅
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
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造铸。宪宗元
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铜器。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铜器。宋高宗绍
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然今日行
之，不免更为罔民之事。惟有销钱、铸钱，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钱固无长存之术
矣。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
名蒙城，可二顷也，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
铜，有古掘铜坑井，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
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道也。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
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
《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
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
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者铜官旧迹。
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
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炉铸钱，
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
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并请于郴
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
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
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
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
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
迹。
《通监》：“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
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
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上谓侍臣曰：
‘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
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
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
储泳曰：“自昔以钱之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
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
处为背。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氏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
‘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按唐会昌中，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
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未几，武宗崩，宣宗立，遂废之。
无字谓之阳，有字谓之阴。《仪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
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
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折钱，折钱则八也。”今人以钱筮者犹如此。钱以有字处为
阴，是知字乃钱之背也，碑之背亦名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
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
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
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
用钱垫陌不一，敕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
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
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
者七十七，谓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
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
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
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
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
短陌。”则是晋时已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
○钞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
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
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
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
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
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
今之变矣。
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
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
是国初造妙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
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
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
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自钞法行而狱讼滋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死以银营葬具，而坐以徙边者矣；
有给事中丁环，奉使至四川，遣亲吏以银诱民交易，而执之者矣。舍烹鲜之理，
就扬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茶之密。天子亦知其拂于人情，而为之戒饬；然
其不达于天听，不登于史书者，又不知凡几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为也？”若钞法者，其不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
程宜多收钱。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
钞。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又令倒死亏欠
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又令塌坊、果园、舟
车、装载并纳钞。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钞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
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
贸易及抬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有阻滞钞法者，令有司于所
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官，全家发戍边远，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诏停造新钞，已造完者悉收库，不许放支。其在库旧钞，
委官选拣，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信夫。
《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
钞关之设，本藉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
而因仍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
当时定律，官吏受脏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
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
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
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伪银
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
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
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
行，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
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武帝元鼎五年，
钦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
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
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
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这法，
置之重辟，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
汉既以钱为货，而铜之为品不齐，故水衡都尉其属有辨铜令、丞，此亦《周
官》“职金”之遗意。
●卷十二
○财用
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
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
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
臧纟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纟强百万。”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
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
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
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
必更甚于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
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
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
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
然后民穷而盗起矣。单穆以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有潢也。自古
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
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有子曰：
“百姓不足，君熟与足？”古人其知之矣。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
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
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义雠敛，鹿台之钱、钜桥之粟聚于人主，
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
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
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
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此一钱
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
此。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
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
自唐开成初，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
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而宋元中，苏辙为户部侍郎，则言：“善为国者，
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
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
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而委为朽
壤，无益于算也。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弼上疏谏。
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亦谏而止之。
以余所见，有明之事，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盖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
士性《广志绎》言：“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
储八百万。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盖川中无起运之粮，
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两浙赋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余言，癸酉督学
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
十年之间，积贮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参政广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
云浙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
余万，有事则取诸太仆寺。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不足
用，则取之草料。盖十年间东倭西孛，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其所记
万历时事如此。至天启中，用操江范济世之奏，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
自此始矣。今录上谕全文于此，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天启六年四月七日，
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
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
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
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其所管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
两，前已有旨尽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诚，足为大小臣
工模范。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饷之难措哉。范济世所
奏，奉旨已久，其银两何尚未解到？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且天
之生财止有此数，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可目击时艰，忍置之无用之地？
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
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余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
约有四十余万两；连前院除支销费过，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察盘可据。又
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户科贮库余银约有
七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
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俱当遵照范济
世所奏事例，彻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刘
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著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
隐匿稽迟，怀私抗阻者，必罪有所归。如起解不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
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须殚力急公，尽心搜括，庶大工、边务均
有攸赖，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昭朕裕国恤民德意。”又闻南京内库，
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先帝谕中所云：“将我祖宗库贮，传
国奇珍异宝，盗窃几至一空者，不知其归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
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讫于亡。由此言之，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成于魏忠
贤，而外库之虚，民力之匮所由来矣。以英明之主继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
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传曰：“长国家而务
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
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吾未见
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
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
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
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
人害物。”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
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
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
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
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
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
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
《新唐书•宇文韦杨王列传》赞曰：“开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时
天子见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
主欲。利说一开，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虽后得罪，而追恨融才犹所
未尽也。天宝以来，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于是韦坚、杨慎矜、
王钅共、杨国忠各以裒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
赐，而天下经费自如。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ピ赫然。天下流亡日多于前，
有司备员不复事。而坚等所欲既充，还用权娼，以想屠灭，四族皆覆，为天下笑。
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者，可不信哉？”呜呼，芮良夫之刺厉王也曰：“所
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车覆而后不知诫，人臣以丧其躯，
人主以忘其国，悲夫！
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
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上行之则下效之，
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
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
莫先乎此。
○俸禄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
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三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
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
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
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
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
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
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薄尉二万。
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
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今后
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
式。”而白居易《为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
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
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
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
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
《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
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
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
以亡。”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阮长
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诏
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
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
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
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
《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氵荧，奏
请文武官七年分俸钞，每石减旧数，折钞一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与官绢，
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析与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从之。氵荧初建议，与少
师蹇义等谋，义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
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之。’氵荧初欲每石减作十贯，闻义等言，乃
作十五贯。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
匹。”后双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
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
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
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臣闻之《书》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
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
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
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事下行在户部，
格以定制，不行。
《北梦琐言》：“唐毕相П家本寒微。其舅为太湖县伍伯，相国耻之，俾罢
此役，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日，于私第
延坐，与语期为落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岂
有外甥为宰相邪？’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苟无败
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俗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
竟不夺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汉
书》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
妄系留人。”诚清吏之本务。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真不知治体之言矣。
○助饷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这有，然后群臣百姓
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旧唐书•柳浑传》：“浑为宰相，奏故
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
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一开此门，
恐滋不逞。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望少责罚，
亦可惩劝。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货之主，而犹能听宰相之方，不受伯强之献，
后之人群可以思矣。王明清记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上
以国用稍集，却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
渡也与？
江武尊卜式，以风天下，犹是劝之以爵。今乃怵这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
自保，而署其门曰“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书》
言后主之世，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至其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
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呜呼！此所谓府库财非其财者矣。
贼犯京师，史公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军饷告绌，乃传檄募富人出财助国。
其略曰：“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韬；出塞本徼幸之图，汉武尚逢卜式。”
桐城诸生姚士晋之辞也。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
“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黄金者，有司以进于朝。上曰：“民得金，
而朕有之，甚无谓也。”命归之民。天启初，辽事告急，有议及捐助者，朝论以
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请灵鹫废寺所存男亩变价助工。奉
旨：“詹以晋垂涎贱价，规夺寺业，可削籍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变佃
为民业者，责令赎还本寺，以为言利锱铢之戒。”以权奄之世，而下有此论，上
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
○馆舍
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
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
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
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
百于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
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
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
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也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废
具举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于效
外之道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
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
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晋文
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
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遍于效关，污秽钟于辇毂。《诗》曰：“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卷言顾之淋焉出涕。”其斯之谓与？
《说苑》：“楚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这人曰：“巷其不善乎，何
沟之不浚也？’”以庄王之霸而留意于一巷之沟，此以知其勤民也。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
明制，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许入城。
○官树
《周礼•野庐氏》：“比国效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
“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曰：‘古
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
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
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
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旬之芘矣。《续汉•百官志》：
“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
是昔人固有专职。后周书•韦都宽传》：“为废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
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
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
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册府元龟》：“唐玄
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城内
六街树。《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
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周礼•朝士》注曰：
“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这政也人矣。
○桥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
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
以定其差等。”今几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产，秋水时至，年年隐绝，曳轮
招舟，无赖之徒籍以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
亦已久矣。况于边陲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
从枕席上过师哉。《五代史》：“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
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栗为治其桥。”此又当今有司之所愧也。
○人聚
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
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刘宠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庞眉皓发之
老未尝识郡朝。史之所称，其遗风犹可想见。唐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
海内升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
历以後，四方多事，赋役繁兴，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给。元结作《时化》之
篇，谓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此唐之所以衰也。予少时见山野之氓，
有白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泊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
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已而山有负隅，林多伏莽，
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在之人，悉至京师，辇毂之间易
于郊垌之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今将静百姓之心
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
可得也。聚于城则谣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
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
行，市朝生草”。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于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
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回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
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当，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
行者矣。《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兴言及此，
每辄为之流涕。
欲清辇载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访恶
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
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
惧，改行自新。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武断之豪，舞文之吏，
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矫其敝者乃并访
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传》曰：“子产间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鸽
之逐鸟雀也。是故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说苑》：“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曰：
‘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盐铁论》曰：“水有扁狙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盗贼课
《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
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
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
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汉书》言张敝为山阳太守，
辽东盗贼并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
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课诸事亦略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
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
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
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
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後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
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
郡国，听群盗自相纠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
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
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
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
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
盗贼课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弯铠，徙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
搭钩、柔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
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官。六月戊申，括诸
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人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马，
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顺帝至
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
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
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
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鸣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
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宏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
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
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弯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
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
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
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
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後，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
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
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义焉得而无水旱乎？崇帧时，
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
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
言亦曰“‘後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乾时
著于齐人，枯济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读，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
年年告病矣。”
划门县，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门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
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
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人，转般至京，以省
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
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竞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
其人而已。谓俊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
径之利，自兹厥後，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
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恤。岁功犹昧，物议纷
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
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
之弊。今原田弥望，吹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亢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
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
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
来别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
能营种者，准数给付，馀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
匹。读此诏书，然後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
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零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
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
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
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
富魏之河内。《後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
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
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
争。”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
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六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破渠堤岸五千四
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雨泽
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
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
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
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
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
封进，朕亲阅焉。”鸣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
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
诣阕自陈。後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後知圣主